“润之，你手里那药瓶怎么鼓成一团？”1955年6月的一个闷热午后，周世钊一边擦汗，一边盯着毛泽东手里的棕色小瓶。瓶里塞着厚厚一卷钞票，格外显眼。两人刚踏进长沙傅家巷信汇网，杨树达先生卧病的家就在前面。
药瓶轻轻搁上藤椅，杨树达的夫人顺势打开，差点惊呼：“五百整！”杨树达抬眼，看见那一沓新票，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声音也冷：“润之，你今日已是共和国主席，可不是那年背着油布书包的学生。哪来这么多钱？”气氛一下凝固。
周世钊心里咯噔，他了解老师的脾气——疾恶如风，钱的问题最敏感。毛泽东微微一笑，先把药瓶推回桌角：“先生，稿费而已。那几篇文章，若非当年您教我训诂、析字，我写不出来。按劳分配，这里有您的功劳。”一句“按劳分配”正中杨树达的心坎，老人眉梢稍缓，却仍皱着眉：“稿费亦需有度。”
刚说完，他猛地咳嗽。毛泽东顾不得别的，弯腰托起痰盂，俯身扶背，一套动作干净利落。周世钊想接，被毛泽东用手肘轻轻挡住：“让我来。”几口带血丝的痰落进盂里，杨树达握住毛泽东的手，想让他放下。毛泽东摇头：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这是学生该做的。”
屋里的人都不吭声，只听到水龙头冲洗的哗哗声。痰盂洗得锃亮，毛泽东端回来放到角落，拉起老师的手又聊起旧事：“先生可还记得一九一九年北平会馆门口的那场雪？”这句话把众人带回三十六年前。
那时，张敬尧盘踞湖南，烧杀抢掠，湘人称其“张毒”。毛泽东倡议驱张信汇网，杨树达、罗教铎等老师站到学生前头，三支代表团同赴北平。寒风凛冽，师生在新华门前与卫兵对峙三个时辰。杨树达拍桌斥责国务总理秘书长，“不见面，就辞职”。怒声震得屋梁都发颤。毛泽东回忆时笑道：“我还怕先生身体吃不消，谁知先生比我还硬朗。”杨树达哑声应：“那会儿浑身是火，冷不到我。”
驱张成功后，杨树达谢绝做官，投身教育。毛泽东南北奔走，两人书信往来不断。抗日烽火燃起，杨树达辞去清华教席，回湘兴学；长征消息传来，他在日记里写下“踏雪千里亦光明”。战争年代，师生无法常见，却一直同心同德。
抗战胜利，山河破碎未合。蒋介石挑动内战，长沙民不聊生。杨树达再次站出来，与爱国将领陈明仁、程潜多方斡旋，促成湖南和平解放。1949年解放军入城前夜，灯下的杨树达眼圈通红，同僚劝他避嫌，他只道：“生平无愧事，何处不青天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杨树达已近耳顺之年，却在岳麓书院改造旧藏、重排古籍，连轴工作。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，他把两个儿子送进部队。1953年，杨树达上书教育部，严批某教授抄袭，“学术无贰心，欺世最可耻”。事后觉得言辞过猛，亲笔再函毛泽东认错。毛泽东回信写道：“敢言、能改，皆学人所贵。”
1954年11月，国家领导人来湘视察。毛泽东把杨树达接到会场，两人久别重逢，毛泽东开口便是旧日口吻：“尚相识否？”老先生笑得嘴角直抖：“形未变，志亦未改。”那晚二人并肩而坐至深夜，从经学谈到粮价，又谈到培养翻译人才，案几上一盏茶添了又添。
回到1955年的那个午后，杨树达咳嗽稍歇，抬眼看着面前这个曾在课堂上读《湘江评论》的青年，如今肩负十七省一亿多人口的安危，却依旧“身无半文，心忧天下”。他把药瓶轻轻推回：“钱我收下，作医药。却有一事相求——以后稿费多了，记得替学界再办几份工具书。”毛泽东答得爽快：“先生有命，学生遵办。”
不久，中秋月圆，毛泽东在丰泽园设宴，专请杨树达。席间，他半是调侃半是郑重地说：“共产党里若冒出第二个张敬尧，还得劳烦先生再闹一次新华门。”杨树达爽朗大笑，举杯回敬：“我虽腿软，嗓门还在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拄拐也去！”
冬去春来，这句玩笑没来得及兑现。1956年2月，杨树达病逝长沙。讣告飞抵北京，毛泽东读罢，良久无言，只提笔四字：“沉痛悼念。”湖南山雨绵绵那日，岳麓山脚鞭炮与号角齐鸣，送先生长眠。毛泽东电示：“丧事简办，学术遗产务必妥存。”
师者已逝，精神尚在。五百元稿费固然微末，可那一瓶钱背后，是一段跨越四十年的信义与担当。毛泽东说过，“树达先生，是我人生路上的一盏灯。”灯灭了，光却落在后来无数学子与士兵的眼里，照进更远的年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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